1980年3月10日,一代枭雄张发奎病逝于香港,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特意致电张发奎的家属,以表对他的哀悼:
“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信,尚希节哀。”
早在过去大革命时期,叶剑英就曾是张发奎的部下。
1927年1月,张发奎因战功晋升第四军军长时,蒋介石在这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叶剑英愤而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张发奎对叶剑英的才干早有所耳闻,在他的拉拢下,叶剑英出任了第四军参谋长。
张发奎一生颇以此自得。
事实上第四军在北伐期间,之所以能赢得“铁军”荣誉,与他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有很大关系,其麾下多数的将领都是中共党员,其中还包括北伐名将叶挺。
到后来汪精卫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叶挺、贺龙领导南昌起义,起义部队也多数都是来自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毫不夸张的说,一个南昌起义,拉走了张发奎麾下三分之二的军队。
那时中国共产党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起义时沿用的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叶挺分任方面军代总指挥、代前敌总指挥,而真正挂名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是张发奎。
只是张发奎那时铁了心的跟着汪精卫,还带着警卫营到南昌视察周士第的73团(张发奎认为周士第是自己心腹嫡系将领),他一位周士第不会参加起义,没想到铁路却被起义军截断,气得张发奎在火车上大喊:
“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
张发奎在第二方面军有很高的威望,他这一喊,军心动摇,危急关头,是聂荣臻鸣枪警告,吓跑了在火车上的张发奎,才顺利将起义部队拉到了南昌。
尽管如此,张发奎在后来也并未完全把事情做绝,而是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请离队伍,并发给费用,还专门派了一辆车,把郭沫若送到了南昌(郭沫若于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张学良回忆,他与张发奎在英国还有过一面之缘,谈起当年北伐、抗日时期的一些往事,张发奎依然为当年自己部下中出了很多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而自得。
要是细说起来,张发奎与张学良之间,也有一段不打不相识的缘分。
一
在大革命时期,张发奎因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被视为是左派将领的代表人物。
1925年7月,粤军第一师与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铁甲车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先是担任独立旅旅长,后升任十二师师长。该师下辖3个团,其中最出名者莫过于叶挺的34团(后改独立团)。
叶挺1919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叶挺于1924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同年12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发奎与叶挺私交不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
据资料记载可以得知,叶挺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宪兵部队参谋长时,就与时任宪兵部队司令的李章达是好友,而李章达与李秀文(即叶挺妻子,时在执信女子中学读书)的父亲李少村又是好友,在各方介绍下,叶挺与李秀文结识,双方感情日深。
那时无论是李少村,还是李章达,都对这对儿金童玉女之间的恋情十分看好,叶挺在赴苏联求学时,忍不住对李秀文求婚,但这时李少村却劝说女儿:
“叶挺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军官,正是你们两个求上进的时候,婚姻,要作为鼓舞双方前进的力量。”
李秀文后来也是听母亲说才知道,父亲很早就中意叶挺,但要求叶挺当上团长以后再结婚。
尽管没有资料记载张发奎在这件事中的作用,但叶挺自苏联回国后,是在张发奎的建议下,他才到了第四军出任了34团团长,不久后又以34团为基础,组建了以共产党员为基础的独立团。
北伐开始后,叶挺独立团奉令北上,一个只有2000多人的团连战连捷,部队人数越大越多,打到武汉的时候,叶挺部队已经扩编到了5000多人。
张发奎成就了叶挺的威名,而叶挺也成就了张发奎第四军“铁军”的荣誉。
自此以后,张发奎更加看重共产党员在部队中的作用。
到1927年6月13日,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其麾下3个军中,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是共产党员(1927年7月入党)、政治部主任廖乾吾是共产党,第20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是中国共产党,这还不算当时尚未入党的第20军军长贺龙。
时任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张云逸,也是在1927年10月入党。
要知道张云逸可是同盟会元老,早年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如果不是搜捕那天出门买菜,黄花岗烈士里就会多一个人,而共和国也会少一个开国大将了。
据资料记载显示,张发奎部队中,公开的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多达2000人,大多数都是军事骨干,基层骨干中更是包括了一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如蒋先云,是张发奎麾下第二方面军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张发奎因部下中多数是共产党员,所以对反共并不热心,当然除了有为稳固自己军事实力考虑外,这些共产党员骨干大多数同他有深厚的交情,而且从后来结果看,张发奎对中共应该只是同情,主张并不一致,所以他并没有把事情做绝。
1927年8月1日南昌期以后,留在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命运堪忧,但张发奎却并未斩尽杀绝,在他晚年回忆录中,曾详细披露了他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
“共产党员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会获发路费。我们分共并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共产党员要退出国民党与军队中。我坦率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走到一边去。唐生智乱杀人,我不能这样干。我甚至没有抓过共产党。”
时隔多年以后,郭沫若在回忆录中还记载了,南昌起义后,在九江的所有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与他一起,根据张发奎的要求离开部队。还派专人将这一部分人都送到了南昌。
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摇摇欲坠,当时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面临两种争议。
一、东征讨蒋,趁着蒋介石立足未稳之际,先一步击溃蒋的军事实力,解决好内部争执,然后再挥师北上;
二、继续北伐,进入河南,与奉系以及吴佩孚残部开展,以期实现全国统一。
以唐生智、张发奎为主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将领主张东征讨蒋,可这一决定,遭到汪精卫的反对。
原来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期间,张作霖的奉系军挥师南下,与吴佩孚残部会合,意在窥伺武汉,如果北伐军主力全部都东调讨蒋,武汉很有可能失守,倒不如先一步挥师北上,进入河南境内,等击溃了奉系后,再东征讨蒋。
时局的变化促使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更多思考,唐生智最先被说服,他后来公开表示:
“只要北伐获得成功,回头再收拾蒋介石不难。”
而说服张发奎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在他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当时张发奎还未升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中的共产党员,叶挺、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都支持举行二次北伐,而不是东征讨蒋,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让张发奎大感诧异,但最终他也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面,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严格意义上来说,改变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的,是当时河南前线形势的变化,河南军阀靳云鹏归顺武汉,等于说打通了北伐军进军武汉的通道,北伐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进军豫南。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同意响应武汉国民政府,兵出潼关。
1927年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部队沿京汉铁路向河南进军,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兼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率领第四军、第十一军以及贺龙的独立第15师进军河南,临行前,孙夫人宋庆龄还特意送了一个花篮给张发奎,预祝北伐军旗开得胜。
事实证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的张发奎部第四军、第十一军以及贺龙的独立第15师,战斗力最为彪悍,在进军河南途中连战连捷。
当时,在河南的奉军为张学良、韩麟春指挥的第三、第四军团。
严格意义上说,当时张学良率领的第三军团,是奉军之中的主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奉军1925年整编后,张作霖麾下形成了6个军团20余万兵力,其中张学良所指挥的第三军团,占奉军整体兵力的30%,武器装备也很先进,毫不夸张的说,当时论装备能和张学良第三军团比较的,只有屯驻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虽然经郭松龄反奉后,奉系整体减员了5万余人,特别是张学良的第三军团,实力是下降了不少,但如果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奉系第三军团实力依然很强。除此以外,韩麟春的第四军团实力也不弱,并配合有飞机、坦克等,北伐军在装备上可以说毫不占优势。
这也是张学良的底气。
可惜的是,他碰到了张发奎。
1927年5月14日,北伐军第36军在焦庄车站附近碰上了张学良的奉军,双方来了一个短暂接触。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首次接触,北伐军吃了不小的亏,奉军战斗力在全国军阀中,的确是数一数二的,张发奎的第十师、第25时在围攻上蔡也吃了不小的亏,虽然迫降了奉军富双英部,但两个师营以下伤亡了600余人。
北伐军奋起直追,贺龙指挥的独立第15师不顾一切猛追,奉系军溃败,丢下了不少武器装备,极大的充实了部队,据说战后贺龙亲自点视一排排缴获的沈阳兵工厂出产的野炮,高兴的连声说:
“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炮兵团了。”
北伐军打的最艰苦的一战是后来的临颍战斗。
张作霖心里很清楚临颍的重要性,毕竟那时奉军正对面不仅仅是北伐军,还有西出潼关的冯玉祥部队,如果不正面击败北伐军,到时候奉军将两面受敌、
那时奉军固守临颍,张学良不仅出动了购买法国的“雷诺”坦克,还调来了飞机支援,北伐军立时便陷入劣势,不住的溃退,一直到张发奎亲临第一线后,才稳固住了阵地。
“这是从北伐出发以来,我军首次退却。”
张发奎到前线后,亲自调兵遣将,准备与奉军一决雌雄,但无奈奉军出动了坦克,城东黄琪翔率领的十二师登时不敌,张发奎亲自率领总预备队第二十六师上去,并命令共产党员蒋先云亲自率二十六师77团驰援十二师。
蒋先云鉴于正面难以突破坦克,建议侧翼迂回,并亲自率77团迂回到城北,破坏了奉军的炮兵阵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黄埔毕业生,还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正是他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敌人后方,这才挽救了十二师濒临溃败的险境。
遗憾的是,在5月28日上午,在配合各师进攻中,蒋先云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
对蒋先云的牺牲,张发奎十分痛心,他晚年回忆时,还清楚的记得,这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即便是躺在担架上,还强烈要求要到第一线去,但因为伤势过重,他只是挥舞着双臂,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当天,蒋先云牺牲在攻克临颍的战斗中。
严格意义上来讲,当时北伐军确实处于劣势,无论是从装备上,还是在战术上,哪怕在战斗中缴获了奉军的坦克,但局限于认识,并未能很好的利用,第十二师36团团长李汉魂事后回忆:
“我团缴获一辆坦克,我只漫然嘱咐暂置城门之外,及至俄国顾问发觉,才请我派人看守,并纳入他部所缴获的三辆行列之中,颇觉自己真似乡巴佬进城,但见新奇,不觉重视。”
三
准确的来说,临颍一战,是奉军主动退却。因为冯玉祥已经率军赶到了开封,如果奉军不退,势必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
整个临颍战斗,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就连张发奎在时隔多年后回忆起来也称,这是他在内战中参与过的“最残忍的战役”。从此以后,奉军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
可遗憾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共产党人,却并没有得到应有功臣的待遇,很快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窃取了。
“共产党人在前线流血牺牲,而后方自己人却对他们举起了屠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就此失败,取而代之的是新一轮的军阀混战,一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并将矛头对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张发奎在南昌起义后,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没有选择与起义军交手,而是选择杀回广州,与李济深争夺地盘,在后来军事政治生涯中,张发奎始终站在蒋介石对立面,在北伐时期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也在不断的军阀争斗中被逐渐削弱。
尽管蒋介石很不喜张发奎,但最终也没杀他,因为张发奎确实很能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几次请求蒋介石,希望能派他率部参加抗战,但不被允许,失意的张发奎于1932年10月赴欧洲考察,但在国外数次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引起海外华侨积极响应。
1933年6月,张发奎因牙病住进了英国伦敦郊外一家医院,张学良听说消息后,还在驻英公使郭泰祺的带领下前去看望。
两位老对手虽然从未谋面过,但一见面,张发奎就认出了张学良,还没等郭泰祺引荐,张发奎就对他说:
“你不用介绍了。”
郭泰祺还稍显疑惑,张发奎就解释了:
“我俩早就认识了,河南碰上了以后,就数我们打的最凶。”
张学良也呵呵一笑说:
“真是不打不相识,我打仗也从来没碰上过这样厉害的部队。”
从两人后来交谈中,不难看出,张学良这话确实是发自肺腑。
只是这也绝对不是他最后一次碰上“这样厉害的部队“,
张学良回国后,被蒋介石调去“剿共”,与红军交手连战连败,先是败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最后又在陕北接连失利,也促使张学良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回到张发奎身上,虽然他的立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不同,但彼此始终保全了最后的颜面。
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担任新四军军长,张发奎当时就有过感慨:
“我相信,叶挺选择‘新四军’这一番号,是由于他以前同第四军的渊源,他视第四军为‘老’,中共的新四军为‘新’,意谓继承‘铁军’的精神。”
整个抗战时期,张发奎对叶挺都十分照拂,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扣押,张发奎几次出面维护,甚至竭尽全力照顾叶挺的家眷,最让张发奎遗憾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一家乘坐的飞机在黑茶山失事,他还在日记中感慨过,幸亏当时少给了叶挺两张机票,否则叶挺一家一个也活不下来。
1949年,随着国民党当局溃败,吴奇伟准备起义,起义前到广州去询问张发奎,张发奎没有阻拦,而是告诉他:
“起义后,你们一定要和剑英搞好关系,都是第四军出来的兄弟,我想,能照顾的,他还是会照顾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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