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是中国造物设计之光，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国家文化的独特器物。本文通过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形制、技艺、纹饰等各方面的艺术特征进行探析，分析古蜀文明深受中原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多种其他遗址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促进自身的创新发展。由此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古蜀玉器文化成为串联中原文化与东南亚海洋文化的重要纽带，在历史上有着极具重要的地位，成为证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证据。
古蜀文明兴起于四川盆地，是一种自带神秘色彩的文化面貌，前后延续2000多年，它推动了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中华古代玉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时间轴、地理区域为聚焦线，对古蜀文化进一步梳理，发现宝墩文化遗址对古蜀国历史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相比宝墩遗址出土大多是石器，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既有外来文化的特色又有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本地文化，通过融合再发展形成独特的古蜀玉文化，为探究神秘古蜀文明的形成有一定意义。
一、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四期，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的青铜文化，延续近2000年。三星堆的发现，证实了长江上游存在一个古代文明中心，这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诸多出土的稀世之珍，为我们揭开了古蜀文化的神秘面纱。出土的部分文物在此之前未曾见过，但有部分玉器在其他遗址中又似曾相识，解密三星堆玉器艺术特征是我们对古蜀玉文化艺术内涵的认识，是对古蜀艺术写照的直接理解。
（一）三星堆玉器
首先，玉器是最能代表中国艺术文化内涵的造物设计，具有悠久的历史，经考古发现证实中国玉文化至少有八千年的历史。其次，我国集中大批出土商代玉器的遗址很少，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庞大。因此，在研究我国先秦玉文化时，其中三星堆遗址的玉器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文化载体遗址之一。朱乃诚认为，三星堆玉器中五个时期的玉器作品，前三个时期的玉器作品可能都来源于中原，第四时期作品部分可能来自中原，部分可能为川西成都平原制作，而第五个时期的作品，除部分与商王朝玉器相同的是输入品外，绝大多数是当地制作的。这些当地制作的玉器，是三星堆文化玉器的精华［1］。所以，三星堆遗址玉器前期有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后期带有浓厚的本地艺术特色。出土玉器文物当中不见有玦、璜两类装饰器物，以璋、瑗、壁为主，在此选取部分代表性的玉器进行艺术特征分析。
1.玉琮
三星堆玉琮造型形制呈内圆外方，多为素面玉琮。从使用范围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玉琮被作为礼器，也有学者提出三星堆玉琮还未被纳入礼器的范围。根据对考古资料的研究发现，玉琮最早出现于安徽薛家岗文化，兴盛于浙江良渚文化，在山东龙山文化和甘肃齐家文化中得到传承和延续。三星堆文化与以上文化远隔千里，缘何能发现玉琮值得探究。
民间发掘的黄绿玉琮，其艺术表达形式与良渚文化有相同之处。玉琮在纹饰的表现形式上进行简化，刻画的平行直线纹饰不如良渚文化玉琮精致。良渚文化的平行直线纹是对器形整体进行雕刻打磨，而三星堆遗址这件黄绿玉琮，是在器物表面用工具浅浅地进行线条刻画，并且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较为密集，但是纹饰上的表达方式上带有良渚文化的基因。
从另一种玉琮（K3qw：236、K1:11—2）的艺术形式风格上来看，玉琮内为圆、外为方，并且器身外围四面为素面，与齐家文化玉琮造型相似。即使神树纹玉琮并非齐家文化的产品，也是深受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文化影响的产物［2］。三星堆遗址中，月亮湾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琮和一号坑出土的玉琮，都是齐家文化的作品［3］。由此可见，三星堆遗址玉琮有受到齐家文化艺术风格的影响。
2.牙璋
牙璋在古蜀国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三星堆文化的牙璋，年代最早的一批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还仿制并改制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并且制作出了具有三星堆文化自身特色的牙璋。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有对中原文化造型艺术的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发展创新出彰显古蜀国艺术的牙璋。
三星堆牙璋造型形制主要为四种。其中三种形制顶端呈似“Y”型的叉状造型、或者是呈似敞口半弧形，但其不同之处在于阑部的扉牙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造型，这三种牙璋（K1：95、K2③：321、K2③：202—2）造型形式异同不明显，不足以突出三星堆牙璋的特色。而第四种牙璋，是最具有古蜀艺术特色的牙璋——鱼形璋（K1:235—5），是古蜀国特有的器形，其顶端形状似鱼的艺术造型或许是与传说中的古蜀鱼凫王国有关。鱼形璋别致的造型艺术，彰显了古蜀国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创新思想。
再探讨关于三星堆牙璋的流向，南下影响沿海地区到达越南北部地区。三星堆文化确实对岭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岭南地区及越南北部发现的具有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特色的牙璋应是经过三星堆文化分布区传播过去的。这也证实古蜀国是中原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中转站。
3.玉边璋
三星堆出土的“玉边璋”（K2③：201—4），从造型上来说与其他玉璋并无形制上的区别，但是玉边璋最高超、最特别的艺术表达形式是其器物上刻画的图案，器物正反两面刻画相同的图案，单面图案呈现上下两组，是正反相对称的形式布局。图案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描绘了蜀国重要的活动场景，同时也代表了古蜀国艺术文化表达的独特特征。在没有任何文字的流传下，玉边璋图案绘画艺术的表达让时隔几千年的文化重现世人眼前。
4.三星堆遗址小结
三星堆玉器既带有浓厚的本地独有风格，也广泛继承借鉴其他地域文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三星堆玉文化，体现了古蜀国玉文化与其他区域遗址玉文化的交流与学习。首先，从三星堆玉琮的艺术形制特征来看，可能是从西北甘青地区南下后直接流传过来的。同时，玉琮从纹饰的表达形式等艺术价值上，还带有良渚文化基因。牙璋形制与中原夏王朝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的牙璋有一定的共性，在越南北部地区也出现与三星堆遗址相同形制造型的牙璋。这体现了古蜀国与周边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证实古蜀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邦国，也凸显出上古时期先民的对外交流程度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从侧面也体现出古蜀国的文化交融。
二、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应是继广汉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有可能是又一处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4］。从时间上来说晚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玉器是对三星堆遗址玉器的延续，也是对古蜀国玉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一）金沙遗址玉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是我国目前出土玉器数量最庞大的遗址之一，与三星堆遗址玉器相似，是对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但文化面貌呈现得更为复杂。金沙遗址玉器制作年代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大部分是与三星堆遗址相同，不同处表现在金沙遗址可能有来自殷墟一至四期的作品，还有来自西周时期的作品，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不具备的一部分。在此特选取较典型的玉器进行分析。
1.玉璧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璧选用的玉料颜色色彩绚丽，素面无光泽，属于当地典型特色的玉料。现藏于金沙遗址博物馆有一类是中心圆孔周缘凸有领玉璧（2001CQJL6：88）较有代表性，此类玉璧色泽艳丽，制作精细。另外，还有一种是外圆周有齿状的带牙玉璧（2001CQJC：11、2001CQJC：609），与前者造型形制上略微不同，显现出特异性。在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但其使用的用途已经发生改变，造型形制上有类似的艺术形态，在外环周围上都带有似齿状的小凸牙，使用上由礼器玉璧变成了装饰品玉镯。
2.蝉纹玉器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阳刻昆虫类动物纹玉片（2001CQJL6：174），玉片厚度仅有0.46厘米，运用阳线、浅浮雕的表达手法，在玉器的表面磨出略微凸起的纹饰，是在目前出土玉器中少见的雕刻艺术手法，这体现出当时工匠超高的技艺水平。
在阳刻昆虫类动物纹玉片上值得一提的是，昆虫造型中间有一个神奇的符号“蝉纹”，在金沙遗址以及三星堆遗址其他玉器上也有出现。蝉纹，是古蜀文化受外部特别是中原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例证［5］。
3.玉贝
将玉石通过雕刻技艺形成一个贝类造型玉器，从外观上来看与真实贝类造型相似，所以称之为玉贝（2001CQJC：632）。蜀国地处内陆，与当时的海洋文化距离遥远，几乎难以接触海洋贝类。敖天照［6］认为三星堆海贝可能来源于中原地区、“北丝路”“五尺道”“身毒道”“牦牛道”和“南方丝绸之路”这几种途径传入。根据资料可证，西南丝绸之路的源头是四川，正是古蜀国所在的位置。笔者认为是当年海边的贝壳辗转千里在蜀地当作钱币交换，是珍贵物品的代表。其次，货币自然象征着财富，玉料在当时是珍贵的石头，或许是上层阶级的贵族们用玉石雕刻成海贝的造型，用做于配饰当做来财的寓意，也或许是其他的原因。古蜀国已将海贝作为“贝币”，并且复刻贝币的造型。因此，金沙遗址文化制作出海洋文化的玉贝，既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体现古蜀国将“玉贝”作为与财富相关联的寄托精神。
4.玉琮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数量比较庞大，造型艺术形制比三星堆更为丰富，主要以素面玉琮（2001CQJC：712）、四节玉琮（2001CQJC：1）和十节玉琮（2001CJQC：61）三种造型形制呈现。
“素面玉琮”表面呈现紫红、灰白色，带有黄、褐、黑色沁斑。四面光素、无刻画纹饰、无横槽、呈内圆外方的矮扁柱体，或者是似正方柱体玉琮为金沙素面玉琮的主要造型形制。从造型艺术上来看，素面玉琮呈现的艺术形态与三星堆部分玉琮一样，带有齐家文化玉琮的艺术基因。
“四节玉琮”，从尺寸来看，四节玉琮器型相比其他玉琮来说比较高大，玉料色泽呈现黑沁斑、橙黄色与灰白色交错；从颜色的属性上看，属于金沙遗址本土出土的一个玉料。雕琢技法上已不见良渚文化玉琮纹饰的表现风格，只有神面纹羽冠表示方式的遗痕——平行直线纹存在，而且已是简化为以平面方式表现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件玉琮为成都平原本地的产品，其制作时代应明显晚于良渚文化。表明“四节玉琮”是古蜀国在接受外来文化基础上自己独立创造的艺术作品，这种只学习良渚文化的平行直线纹的艺术形态基因，在文章上述对三星堆遗址分析的黄绿玉琮纹饰上也得出此结论。
笔者认为“十节玉琮”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当中最值得研究的。首先十节玉琮器物上的“人物”符号刻画，说明上古时期先民已经有了对符号艺术的认知。玉琮从形制上面来说是与良渚文化玉琮艺术形态相同，但是刻画的图案与大汶口文化图案相似，这又表明玉琮可能不是直接从良渚到古蜀的单一路径传播，是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古蜀，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件玉琮的重要性。这件器物的发掘体现了古蜀国与外界交流的证据，也证实了古蜀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
5.金沙遗址小结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与三星堆文化一样，在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首先，从制作玉器的玉料来看，具有明显的本地特征，大多为川西地区独有玉料。其次，从玉器的雕刻、制作、纹饰等方面可以看到对外来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最后，从玉贝的雕刻造型与十节玉琮的探究能够反映古蜀不仅与内陆有联系，而且与东南亚沿海地区也有密切的交流。
三、结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