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是黄永胜的第一个孩子。
1943年冬,黄春光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山洞里,因此,小名叫“冬洞”。
1962年黄春光考入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在特殊时期受到影响,1968年才毕业,毕业后分配至空军云南蒙自机场,在航空兵某师轮战小分队下放锻炼,当机械员。
1969年春节前,黄春光调到航空兵38师作战科任参谋。
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上午,黄永胜先到理发室理发,随后,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
此时,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父子二人回来,闲聊了几句。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
那晚,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春光和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都有印象,那一天比较平静,直至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
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13日,黄春光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又载,机上有谁不知道。”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黄春光马上问黄家的秘书,但秘书也一无所知。“我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逮捕。
也正是这一天,黄春光接到了电话:“电话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
过完10月1日,黄春光在办公室,他说:“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
“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但当被问到为什么烧照片时,他愣了愣,他没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危机感,黄春光说:“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
他也承认:“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
纪登奎、郭玉峰找黄春光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
黄春光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王乘璋的秘书,我们都在一起。”
在那个年代,唯一可做的,就是安下心,不胡思乱想,也不怨天尤人。黄春光深知这一点。
被关押的那段时间,他并未受到苛待,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
看守很是纳闷,忍不住问:“别人在这儿都是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一点儿负担没有呢?”
黄春光只是答道:“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大的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直至1976年,黄春光才知道黄永胜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们反复要求去看。”黄春光总是想,无论如何都要再见一面自己的父亲。
“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
黄永胜却不见,他回信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
黄春光锲而不舍:“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
黄永胜终于同意了。
1980年7月9日,儿子黄春光、儿媳谭笑和小孙子来狱中探亲。
黄永胜提前一天就刮了胡子,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在监狱里来回走动激动不已。
见面了,他一个大步上前,两次拥抱黄春光,那情景,感动得儿媳谭笑不禁侧头,发丝遮挡住了她的又笑又泣的模样。
黄春光十分感慨:“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之后,黄春光又去探过黄永胜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
“在父亲的心里,有两个答案始终清晰而坚定。一是,只有党才能拯救中国;二是,伟人在党内是无人可比的。”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的,抵制江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 互相瞪眼睛。”
良久,黄永胜才向黄春光问起了项辉芳,毕竟他已经快10年没有妻子的音信了。
黄永胜被羁押后,妻子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被送到安徽省白湖农场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们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在漫长的审查中,项辉芳通过他人的举证,断断续续地知道了黄永胜的一切。她仿佛天生就有着异于常人的韧性:她决定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
后来,在军事学院大院里,人们常见到一个憔悴孤单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领取60元的生活费,等待和盼望组织上对她的处理和定论。
另一头,黄永胜在狱中没有像吴法宪那样一天到晚把老婆挂在嘴边,一种复杂的感情藏在他内心的深处,只是在他忧虑的日子里,他才从诗中表达出妻离子散的悲哀心态,但也写得很少。
黄春光说:“他说话断断续续的,但我听懂了,他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现在想什么,她是否能原谅他。”
谭笑在一旁告知道:“妈妈已经解除了监督劳动,她的问题搞得差不多了,回到军事学院,等待重新审查,我们可以随便去,还可以住在那里。”
黄永胜听的时候把口张成个“0”形。
儿媳讲完了,他的嘴还张了半天。
然而,黄永胜判决后,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婚了。没过多久,黄永胜在青岛保外就医时,因病情恶化早早结束了生命。
在黄春光的记录中,只以一句沉重的话终结了对黄永胜的回忆:“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澄水洞风景区东北角是黄永胜与项辉方的陵园。广场两侧是绿化带,栽有塔柏等植物。陵东侧是陈列室,陈列着黄永胜、项辉方的照片和他们部分遗物,陵园北侧有台阶通往陈列室。而这一陵园是黄永胜的黄春光及其兄弟建的。
此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黄春光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
审查与劳改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
吴新潮本来是要继续当农民的,但他想留在北京,就到处找关系,最后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批示,落实了政策。林豆豆、黄春光等人也通过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
至此,包括黄春光在内的一批人的命运有了重启的可能。
自从父辈被划入另册,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的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遭到诟病。黄春光激动地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黑二代”,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1976 年,黄春光转业到工厂,他自我降格为“一年级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人人削尖脑袋想发财的市场经济里,他们的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黄春光在赚钱方面,表现出色。
1976 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厂工作。1980年,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父辈和同学间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2001年9月至2005年12月,“江夏黄”调研工作专班成立后,正式接待前来江夏寻根认祖的黄姓宗亲和组织。黄春光也携妻儿也回归到江夏认祖归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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