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除了硬性价值外，还有更多软性的价值，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即是彻底打消了所有敌对势力对中共和新中国的轻视和疑虑，彻底让所有有类似思想的人断了变天的念想。
这些人甚至包括和平起义的以傅作义为主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以及那些国民党被俘将领，让他们中某些持有中共的胜利完全是蛊惑了人民的结果的人不同程度上转变了看法（有的人转变的时间很漫长）。
除此之外，也让当年那些侵华日军的战犯们，彻底服了气，真正开始认真改造，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论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的。
东北辽宁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是当年二战后关押日本战犯的重要地点，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很多人却未必了解得特别清楚。
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要说战犯，所有的侵华日军都应该是战犯，为什么区区一个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那点人是战犯呢？
二战后期，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这个协定是在中国未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有出卖中国利益的内容）出兵中国东北，并歼灭了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主力，包括在朝鲜境内的日军，战后苏军将日军俘虏60万人押往苏联境内关押劳动。
这60万战俘，被迁往苏联境内关押服劳役5年，大部分普通士兵，服役5年后被遣返日本。在这期间，苏军对在押的日军进行了甄别，确认了其中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员。
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才被称为“战犯”，被定为战犯的，共有3000人。这其中有2000人被苏联军事法庭直接宣判（应为犯有对朝鲜和苏联有罪行的分子）。
而另外969名战犯，被苏联定性为“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于1950年7月18日被引渡给中国。
这969名战犯，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日军战犯的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是其他渠道来的战犯，包括伪满洲国的溥仪。
侵略军的军人，为什么还会有“有罪无罪”的说法呢？有罪，大都是指违背国际法公约（最常见的就是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士兵，服从命令去作战，在战场上杀戮，被国际社会承认为职业军人的职责。
说白了，战场上杀人，那是士兵的职业，就像是工厂里的工人一样。因此，当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时，多少还引起了一点小轰动。
轰动的主要原因，就是职业军人受审不合理。因为军人是服从命令的，并不承担责任，这一点也是很多战犯狡辩的供词。我们在电影里也经常听到“我是一个军人”的说法，潜台词就是，职业军人只管服从命令。
但是战犯，就是除了战场以外，还犯下了罪行的人，诸如杀害平民，或者杀戮战俘，亦或者采用不人道的手段伤害占领区人民，或者是那些非人道政策的制定者、策划者、命令发布者等等。
坦白讲，对于60万人只筛选出区区3000名战犯这个比例，我还是多少有点惊讶的，这里面的内因不详，资料信息不够，所以不加评判。
只是，特意要提一句的是，或许有人对前苏联在审判战争罪犯的严谨客观性上有一些质疑，我多年看史料的一种感受是，相对而言，前苏联在定罪等方面还是合理的。
有一种观点我是同意的，当年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的所有纳粹战犯，量刑等各方面都是很准确并且公平的，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纽伦堡审判，特别体现了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
而前苏联的审判，也是大致合理的，只不过，对于战俘是不是那么友好就不好说了。
很多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并没有犯战争罪的都被减刑了，在英美一边，很多德国具有骑士精神的军人，很快就获得了释放，这里面就包括德国空军中将加兰德。
只不过，对待日本战犯，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就没那么公平了，原因很简单，美国人需要日本人的合作，更需要日本人的生化细菌研究结果的数据，用释放战犯或者轻判战犯来和日本人交换利益。
我们回到正题，被移交给中国的这969名战犯，都是犯有战争罪行的人，这些人，代表着真正被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魔鬼。
而中共，从开始就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善待这些战犯。
这批战犯，是在绥芬河和苏军交接的，1950年7月正值炎热的夏季，中国派了一列绿皮客车，设有座位（如果是不想善待可能就是闷罐车了），条件很好。
列车上，中国医生为生病的战犯提供治疗。中国给每个战犯发放了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等，这群战犯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光了（可以想象在苏联那边吃不饱更不可能吃好）。
晚餐就更邪乎了，完全是自助餐，每个人一大碗白米饭、炒猪肉、炒鸡蛋外加一碗汤，免费放题。
其实，早在去接这批战犯之前，周恩来就指示——“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经过了两天一夜，列车于凌晨3点到达抚顺，除了将官和病号可以坐车以外，其他人步行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其实抚顺很小，刚解放时我相信更小）。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本是日本关东军于1936年自己建造的，前身叫“抚顺典狱”，原来是用来镇压和关押抗日志士的监狱，阴森恐怖。
但是在接收这批日本战犯前，东北人民政府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造，监房按上了暖气，扩大了窗口，还新建了礼堂、医院和浴池。
更不可思议的是，还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这里简直就不是监狱，而是部队大院了。
这批战犯中，恰好有一位叫大村忍的，刚好就在抚顺典狱曾经担任过十年典狱长，他非常清楚这里曾经的恐怖，这因果轮回仿佛立竿见影。
所以，日本战犯大都认为自己完了，会在这里一直被关到死。
不过，就跟火车上善待他们一样，既然是将抚顺典狱改造成“部队大院”，中国人从开始就“善意已决”，决心要改造这批战犯，对他们宽大处理。
或许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最为诟病之处，认为中国人就爱打肿脸充胖子，就爱干点以德报怨的“没用”的事，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认为这些是没用的，西方人认实力，他们更相信强者。
说得没错，让他们佩服是后面我们要说的事，既然说到这里，就彻底解释清楚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恩来总理曾经不止一次讲过：“
不要说杀掉一个，就是杀掉一百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杀他们，要将他们改造好，变成朋友，这将来对国家和民族，都有长远的意义。
”
很多事，需要深入思考，人和人的差距，就在于思维的深度上。
杀掉这些战犯易如反掌，但是，都杀了，对未来也不产生什么意义，但是假如把这些战犯改造成为朋友，再放回日本，这些战犯就是最好的种子，也是最佳的宣传工具。
可以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德行很高，让日本战犯的家人感受到这一点，自然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这些受过恩德的日本战犯及其家人，除了感恩以外，也会宣传影响其他日本人，播下日中友好的种子。
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或许还有人会说，今天的日本，依然有右翼反中，依然和你中国并不友好，是不是证明你所做的毫无价值呢？
价值一定是有的，只是你感受不到，或者是没有可比性，无法让历史回到杀了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对比给你看。
即使是意义不大，杀了这些人意义就更小，这些人，只是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一部分可怜虫而已，杀了他们，只是解了气，对未来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
但是，明确了要改造这批战犯，问题又来了，你觉得容易吗？亦或者可能成功吗？
生活中，你改变过其他人吗？
曾仕强曾经说：想改变别人的人，最终都一个结局，最后被别人气死！
我深以为然！你呢？
著名电影《发条橙》，核心的思想就是，强制性把一个恶人改变成好人，结局就是——毁灭他！
换句话说就是，根本不可能将一个恶人改变成好人。深层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变成和谐社会。
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是60万人中挑出来的有罪的少数极品，改造这些人，你觉得容易吗？
不容易之处还在于另一面，那就是战犯管理所的中国管教人员，那些人，都是深受日军残害的中国人，他们家破人亡都是日本人直接造成的。
就连第一任所长孙明斋都是其中之一，孙明斋的多位亲人死于日军之手，亲舅舅是被日军狼狗咬死的。
他在回忆文章中称：“当年穷凶极恶的强盗，如今竟让我负责管理，我该怎么样对待他们？”。
从上到下的管理人员，大都是这样的情感，但是，经历了上级的开导，最终，中国的管理人员抱定了一个信念，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的时候我们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为难的呢？
就像是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里所说的，我难道还不如昆仑山上的一棵草吗？
信念，有时候就在于抓住了一个念头不放！所以，任何特点，都有好坏两方面。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显然比库布里克这样的西方电影大哲更理解人性，在中共的高层眼里，改变别人，只能是感化，而不是强迫。
这一点也是国学的思想，随顺众生！众生都是坚如钢铁的，你越是强压，他越是反抗，唯有随顺众生，才能引入正途。
所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在生活和学习上双管齐下，生活上，战犯的待遇超过了管理人员，进餐时，桌上有面包、水果，菜品丰盛。
战犯按照军阶不同分成大中小灶三种规格，全部供给细粮，他们每天的菜金最少0.42元，最高1.54元，而当时东北最好的大米每斤才0.1元，猪肉每斤0.3元。
可想而知，他们的待遇有多高。
甚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战犯的肉蛋也没有减少，有时候甚至还吃西餐。连战犯自己都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
这还不算，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每年春秋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会吸烟的人每月可以领一条烟。
管理所的医院设施甚至超过了当时国内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全部帮他们安装了假肢。
甚至，远不止这些，我们举例两件事来说明中国人是如何感化这些恶魔的。
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之一武部六藏，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他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从中你可以感受到他思想的顽固和坚定，一个人悔罪就是在否定自己，不仅打自己的脸，而且过去努力过的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
就像是今天的人，即使知道自己错也不可能承认，看到反面也只能是激起愤怒。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虽经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焦桂珍一勺一勺喂他吃饭，为他端屎端尿，每天擦洗。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最终，武部六藏被感化，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
战犯上中正高因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急需输血，管理所工作人员纷纷为其献血。
上中正高深受感动：中国人不管冤仇多深，把自己高贵的血，给我献了3000毫升，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恩情，我怎能不报答呢？
但是，刚来管理所的时候，这些战犯都是很刁蛮的，其中有一些顽固分子甚至恐吓打击一些表现好的犯人。
他们也不学习，用米饭活着泥做成麻将和围棋天天玩。
还有高级将官找到管理所领导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他们，态度蛮横。
非常巧合的是，这群战犯刚刚进入管理所没多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群犯人得知后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在他们眼里，羸弱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和打败过他们的美国人抗衡，这是鸡蛋碰石头，事实明摆着的。
他们坚信中国的失败指日可待，甚至盼望着美军打入中国东北“拯救”他们。
这些战犯们天天阅读报纸上的有关朝鲜战场的消息，并凑到一起研究战争的发展。
这期间，大多数日本战犯都是不服管理的，虽然也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类似的轻蔑中国的行为表现非常多。
朝鲜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抚顺离中朝边境线很近，为了防止意外，周恩来下令将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所有战犯分两批转移到更加内陆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真正彻底让这批日本战犯低下头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坦白讲，我最早是疑惑日本人是如何相信这些的，作为今天网络时代的我而言，我是不信任很多信息的，当年的日本人，看着中国的报道，难道他们就会相信吗？
战犯高桥哲郎晚年的回忆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总说美军强大，但是拿中国人民的力量和美军的物质力量比较，那还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大啊。这些道理经常写在《人民日报》上。
我们开始看到这样的报道都很怀疑，怎么可能？但是通过看战争的形势，得知中国军队渐渐把美军往后打的时候，我们才确信了这个道理。
顺便说一句，“支那”这个蔑称，在朝鲜战争后彻底从日本语境中消失。日本可能是研究朝鲜战争人数最多的国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能赢得胜利充满了好奇。
甚至影响到很久之后，1979年开始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派往越南名义上是记者其实是间谍的日本人也是最多的，他们需要一手数据研究中国人实战中的表现。
朝鲜战争后期的1953年4月，战局日益明朗，这群日本战犯也被从哈尔滨迁回了抚顺，可以说，中国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战犯的幻想，让他们真正开始彻底踏踏实实接受改造。
看到核心了吗？一个人是否能够被改变，在于他愿不愿意改变，人屈从于自己敬佩的强者和德行，真心的钦佩和感动，才是人性屈从的根本。
而中共，这些核心的点，都具备。
1952年初，周恩来指示，组织战犯开始政治学习。
熊谷清油画《学习》
此后，战犯管理所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章法的策略，逐渐改造这批战犯。
管理所组织了学习委员会，组织战犯重点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等。
中共还把解放军中的诉苦法也派上了用场，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讲述家史，日本人哪见过这个啊，纷纷涕泪交加。
眼泪其实是最好的良药，可以瓦解一个人坚硬的心肠，唤醒一个人柔软的善根。
700多名校级以下的战犯纷纷悔罪，很多人还揭发同僚或上司的罪行。他们纷纷表示：中国政府为我们弃恶从善、走向光明费尽了心，我们若再执迷不悟，天理难容。
除了理论学习以外，学习委员会还组织战犯开展各类小说戏剧等创作，甚至播放各种电影，其中的《混血儿》（描写美日混血的电影）让战犯们开始反思，如果不发动侵略战争，自己的国家怎么会有这样悲惨的后果。
到了1956年，为了加速战犯改造，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战犯分几批去中国各地参观学习，包括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南京、上海等地的工厂、矿山、农村、幼儿园等。
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对这些战犯的触动也很大，在以前侵华日军炼人炉遗址前，这些战犯也纷纷悔罪，脱帽致哀。
有了改变的意愿，又有了长期的学习观察，这些战犯全部于1955年前低头认罪，每人都亲手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并且，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实则“不能免死”。
但中国政府最高判处的刑期仅20年，到了1964年4月，所有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都获得了赦免（之前陆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回国）。
其实，这是和对待国民党战犯是一样的方法，改造后特赦。
这些被释放回国的战犯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他们分别是桧山高雄、岛亚坛和熊谷清，这三个人回国后，长期用绘画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经历和对战争的悔过。
并且，他们在日本多地进行巡回画展，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反思和悔恨，引起极大反响。
这三个人，都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甚至，熊谷清还因此受到过日本当局的两次警告处分。
他们绘画的作品，有部分赠送给了他们的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
后来，曾经有近300名日本战犯重访过他们的再生之地，表达自己对那段经历的珍惜和怀念。
熊谷清油画《觉醒》
值得一提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是迄今全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羁押法西斯战犯的监狱旧址。
陈列馆内，就有上面提到三位的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