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正与昭和年间,中日两国的民族对立日益加剧,最终在1937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在抗日战争前及战争期间,日本的官方及民间力量采用了多种手段宣传战争,并为军国主义辩护。以下是他们如何通过宣扬特定理念为侵略战争做舆论铺垫的方式。
一、强调天皇的绝对领导和军人的忠诚
1882年,明治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谕》,这份诏书明确宣布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并要求军人时刻保持忠诚、勇敢、信义等精神。从此以后,《军人敕谕》成为了日军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文件,它与后来的《教育敕语》等类似的训示一起,长期出现在日军的各种官方与私人文献中,提醒士兵要忠诚于天皇,始终与天皇紧密相连。
例如,日后成为首相的日本陆军中将田中义一,在他所著的《壮丁读本》一书中,序言部分明确表明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教育和指导青年。而在正文中,他首先引用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以及大正天皇的《陆海军军人敕谕》,将这些天皇的训导作为重点内容,强调了军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除了军事知识,书中还包含了大量忠君教育,并将日本近代对中国的甲午战争和对俄国的日俄战争的胜利与天皇的领导相结合。
类似的,日军的“手碟”中也收录了天皇的训诫。手碟是日军士兵随身携带的小册子,里面详细记录了士兵的基本信息以及他们的服役经历。每一部手碟中,开篇都会有历代天皇的训示,尤其在新天皇登基时,手碟会更新天皇的最新训谕。例如,田中义一的《壮丁读本》出版时便包含了大正天皇的训示,而在抗战时期,许多手碟中则包含了昭和天皇的训示。
这些手碟,不仅是日军士兵的私人资料,也是侵略行为的见证。比如,金子传男的手碟中记录了他在上海、浙江等地参加“警备”和“讨伐”行动,并最终在浙江战死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将侵略战争美化为一场在天皇领导下进行的“圣战”,这种宣传不仅为日本的对外文化侵略提供了工具,也使得士兵更加疯狂地投入到战争之中。
二、突显历史上侵略战争的“光辉”成就
如果翻阅大正和昭和时期的日本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对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狂热和自负。自古以来,日本在文化上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即便在13世纪元世祖的两次征讨中失利,双方更多将其归因于元军舰队的风浪,而非日本军力的强大。因此,甲午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
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它被日本视为“黄种人首次战胜白种人”,这一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自信心,成为日本自负的根基之一。对于这一点,日本政府并没有吝啬宣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往往被作为日本崛起的象征,不断强调其历史上的辉煌。
例如,在1908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戊申诏书》中便感叹日本历史的光辉与祖先的威德。在田中义一的《壮丁读本》中,他也不断将天皇的统治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相联系。他进一步回顾明治时期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时,强调了日本在这些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并指出占领台湾和库页岛南部,甚至“租借”了中国东北的“关东州”。
三、掩饰侵略行径,隐瞒暴行
当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宣传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方面是通过使用带有褒义或中立色彩的词汇,甚至通过修辞手法,来美化日军的战争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极力隐瞒日军在战场上的暴行。
例如,1932年1月,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日本发动了上海事件。日本国内的报纸纷纷进行报道,《时事新报》以“陆兵出动の上海”为题,详细描述了日本军队的进攻行动,其中强调了日军对上海日本侨民的“保护”。这种做法旨在塑造日军是“保护平民”的形象,进而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进行辩护。
在实际的战斗中,日本媒体巧妙地通过文学化的描述,扭曲了战争的现实。例如,在1944年的衡阳会战中,《读卖新闻》刊登了大量描述日军英勇战斗的照片,称日军的敢死队为“勇士”,将日军的进攻行为形容为“悲壮”,并通过描写酷暑的环境来突出日军的“艰苦”。
另一方面,日军暴行鲜有报道。即便在战地报道中,也极少提到日军在占领区实施的暴行。1944年7月,《朝日新闻》虽然报道了日军在桂林等地与中国军队的战斗,但对日军在中国民众和太平洋群岛原住民中的屠杀却默不作声。这种选择性报道彰显了日本在战争宣传中的“光辉”形象,也隐匿了侵略现实。
四、结语
通过对日本当时的官方文件、出版物、报纸,以及日军手碟等一手史料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日本通过三大宣传手段来支持战争:一是强调天皇的神圣性与军人对天皇的忠诚;二是美化历史上侵略战争的胜利;三是掩盖和扭曲日军的暴行。这些手段尽管在战后盟军占领时期有所调整,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今天,反思这些战争宣传的历史,也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作者:苗楷 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 田中义一:《壮丁读本》,1918,丁未出版社
[2] 朝日新闻发行社:《朝日新闻(印刷版)》,1944,朝日新闻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