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启程，踏上了艰难的丝绸之路，历经四年，终于来到了中国。1295年，他回到家乡，但三年后，因参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而被俘，并最终在监狱中口述了自己的经历，狱友鲁思梯谦为其记录下来，便有了《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作品。
到了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提出了一个观点：马可波罗游记中忽略了许多中国标志性的事物，比如长城、印刷术和茶叶等，这使得他开始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曾亲自到过中国，还是仅仅根据道听途说编造了一些故事。从此，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更加让人困惑的是，众多中国史料文献中竟然没有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而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马可波罗与元朝的皇帝忽必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在中国担任过重要官职，并被派遣执行各类机密任务。依照这些内容，历史文献中本该有所记载，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他的痕迹。这一情况让“马可波罗是否曾到过中国”的话题充满了疑问。
直到1941年，抗日战争正酣时，一个中国学生通过研究永乐大典的残片揭开了谜团。那一年，后来成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杨志玖，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偶然在永乐大典的残片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元朝公文的记载，这为破解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谜题提供了线索。
公文中记载，元朝为了将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可汗阿鲁浑，选择了从泉州出海前往波斯，负责护送的三位波斯使者分别是兀鲁?（dǎi）、阿必失呵和火者，而公文中并未提到马可波罗及其家人。与此相对照，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马可波罗全家也在公主出嫁的船上顺道返回，且三个使者的名字分别是Oulatai、Apuscah和Coja。由于途中发生了海难，最终只有“Coja”一人幸存。波斯的史料《史集》也提到，最终到达波斯的使者只有火者一人，这与《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相吻合。
尽管公文中并未提及马可波罗，但三方文献的交叉印证，足以证实他确实曾到过元朝的中国。由此，马可波罗的《游记》也不再是单纯的道听途说，而是有了更多的历史依据。换句话说，若没有马可波罗的亲身经历，也不可能留下如此丰富的中国记录。如果他只是抄写了他人之书，那么又有哪本书能够为他提供如此详尽的资料呢？
然而，从公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全家在元朝的地位似乎并不高。或许他并未担任过太大的官职，也未受到过过多的重视，因此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史料中。因此，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也许确实有一定的自我吹嘘成分。
奇怪的是，质疑马可波罗是否曾到过中国的大多数竟是西方学者！马可波罗来华，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的荣耀，然而，质疑他经历的却多是西方学者。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值得探讨。
其实，问题的根源很简单——《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描述，着重突出了中国的富饶与文明，工商业的繁荣、市场的热闹、丝绸锦缎的华美、都城的壮丽、驿道交通的便捷、纸币的普遍流通等，这一切让中国看起来犹如“天堂”，甚至他说道：“我所见的还不及我所说的十分之一”。
这种描写让中国看上去过于完美、过于先进，而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当时西方的想象和标准。承认《马可波罗游记》的一部分真实性，也就意味着要承认中国在当时的伟大，这对于近代曾见证中国衰落的西方学者而言，似乎不太能接受。于是，他们开始质疑甚至否定《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特别是对马可波罗是否亲自到过中国的质疑，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毕竟，历史不仅仅是事实的记载，它往往也充满了政治和舆论的斗争。否定中国的辉煌历史，或许就能间接地削弱现代中国的民族自信。因此，尽管杨志玖已经证实马可波罗的确曾来到中国，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依然有不少西方学者继续质疑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
当然，《马可波罗游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除了马可波罗可能的自夸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原始的游记版本早已失传，而现存的版本是经过多次传抄产生的，约有150种不同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不同，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内容上的偏差和增补。再者，作为一种叙事性质的著作，在没有印刷技术的时代，抄写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出不同版本的情况。而与此对比，古希腊的一些经典著作版本却相对较少，这也反映了一些传抄历史的特点。
通过研究马可波罗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异常频繁，这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例如，马可波罗回国后，意大利出现了中国原创的眼镜发明。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马可波罗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底是源自古希腊，还是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