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30日的晚上，陈昌浩离世，令人痛心的是，他并非因自然原因去世，而是选择了吞服安眠药自杀。这个消息传到徐向前耳中时，他不仅感到震惊，心中更是充满了深深的悲伤与无奈。这个消息让他无言以对，也让他陷入了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和深切的悔恼。
很快，徐向前便指示负责后事处理的工作人员：“陈昌浩同志的悼词，我要亲自过目！”这成了徐向前能为他做的唯一事情了。毕竟，两人已有长达36年的革命友谊，徐向前知道，若自己不亲自参与这一过程，内心将无法安宁，良心也会有所愧疚。
回溯到1931年初，当时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年仅30岁的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参谋长，并在7月升任军长。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时期，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调集了约30万国军兵力，意图摧毁苏区。其中，徐向前所领导的红四军驻扎在鄂豫皖根据地，正面承受着国军十余万兵力的巨大压力。
1931年9月，陈昌浩离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加入了红四军担任政委，并与徐向前一同并肩作战。两人迅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伙伴关系，肩负起了共同抗敌的使命。11月7日，红二十五军与红四军合并，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则担任政委，总兵力近三万。
三天后，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黄安战役，这场战斗历时43天，最终取得了歼灭敌军1.5万余人的胜利。接着，在1932年1月19日，两人又亲自指挥了商潢战役，仅用10天时间便击败了国军5000余人。
然而，到了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陷入了不利局面。尽管有些人建议撤退，但徐向前坚持认为，可以通过“围点打援”的战术来扭转局势。于是，他找到了陈昌浩进行商讨。在听完徐向前的详细分析后，陈昌浩坚定地支持继续战斗下去。最终，3月21日，徐向前带领部队围困了敌军的六安苏家埠等地，经过48天的激战，成功歼灭了国军3万余人，活捉了从未被红军击败过的国军总指挥厉式鼎。这场胜利也标志着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成功。
事后，许多老兵纷纷表示：“要不是陈政委坚持到底，徐总指挥早已决定撤兵，那苏家埠的胜利就无从谈起了！”正是这场大胜，进一步加深了徐向前与陈昌浩之间的革命友谊。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非永远前进，生活也不总是如意。1936年11月，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其他河西部队改编为西路军，由陈昌浩和徐向前继续带领两万多人的部队西征。然而，不久后，西路军遭遇了马家军的围攻，战况极为惨烈，到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已所剩不足3000人，损失惨重。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做出了决定，要求陈昌浩与徐向前离开部队。当时，徐向前对这一决定深感不舍，并在会议上发自肺腑地说道：“我们不能走，我们回去能做什么？这支队伍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我们同甘共苦、共度难关，若死就一起死！”然而，陈昌浩却沉静地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既然决定让我们离开，我们就走。向前，你必须留下，未来的目标太大了。”
其实，陈昌浩并非惧怕死亡，而是考虑到当时的复杂局势。在西路军被困之际，中央曾多次试图与马家军谈判，希望通过谈判交换条件，避免马家军对徐向前和陈昌浩下手。两人终于脱险，但西路军的其他人员就这样失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道路逐渐分岔，人生轨迹迥异。
陈昌浩在苏联度过了十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担任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而徐向前则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并官至军委副主席。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1967年陈昌浩选择了自杀，徐向前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悲痛。他不禁叮嘱工作人员：“陈昌浩同志的悼词，必须由我亲自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