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四野司令部向部队正式公布了统一整编的番号，并启动了兵团部的组建。与此同时，四野的主力部队迅速向中南地区推进，展开新的部署。43军的军长洪学智被调整为15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先的政委赖传珠也调任为15兵团政委。李作鹏则接替洪学智担任43军军长，而张明池则成为了新的政委。与此同时，副军长杨国夫被调离野战军，支援地方工作，担任江西军区的副司令员。
提到杨国夫的职务调整，尤其在四野，显得十分特别。他曾被赖传珠称为抗战时期的“夏伯阳式”人物。虽然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的职务未能继续上升，但他的经历和地位始终在军中占有独特的分量。杨国夫是四方面军的老兵，1928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开始服役。当中央红军北上之后，杨国夫所参军的部队并入红一军团，跟随红军展开长途跋涉。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国夫并未在主力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而是被派往山东建设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虽然尚未有我军主力部队进驻，但地下党组织早已在此组建了抗日游击队。杨国夫受命到清河开展工作，这里有一支叫做“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武装，后来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担任司令员，而杨国夫则为副司令员。
在战斗经验上，马耀南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尽管他在战斗方面的经验并不丰富，但他在部队中声望极高。杨国夫作为空降干部，刚开始也需要与部队进行磨合。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部队逐渐发展壮大。可惜，在一次战斗中，马耀南英勇牺牲，杨国夫接任了司令员的职务，继续带领部队奋勇前行。随着时间推移，部队的番号不断调整，最终在1940年改为山东纵队第3旅。许世友也被调任为该旅的旅长，他和杨国夫同为四方面军出身，虽然两人过去并未直接领导过对方，但许世友的名气杨国夫自然耳熟能详。
许世友原本应当早早奔赴前线，却因一些特殊情况滞留在后方。后来，他来到陈赓麾下，虽有军事才能，但在后方工作的发挥有限，最终调回山东加强军事工作。在许世友担任第3旅旅长的一年多里，他为部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之后他被调往胶东军区。
随着战局变化，部队的调整也随之展开。上级决定以第3旅为基础组建清河军区，杨国夫被任命为司令员。1944年，随着冀鲁边区与清河军区合并，新的渤海军区成立，杨国夫继续担任司令员，军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且管辖范围也大幅扩展，成为山东军区的重要二级军区。这标志着渤海平原的抗日战斗进入了新的阶段。抗战胜利前夕，渤海军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第7师，并下辖若干军分区和独立旅。抗战胜利后，杨国夫带领部队赴东北作战。
1946年8月，7师和独立旅与新四军第3师第7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杨国夫被任命为副司令员，陈光担任司令员。尽管杨国夫在过去的职务中有过更高的职级，但在陈光面前担任副司令依然是一项重要职责。陈光曾在1939年担任115师的代师长，带领部队深入山东作战。后来，陈光调离山东，赴延安。
1943年，陈光返回延安后调任其他职务，但没过多久，上级决定将洪学智调任为6纵的司令员。这个决定令许多人感到困惑，毕竟，杨国夫曾经指挥过该部队的大部分战斗，为何没有接替指挥职务，反而是洪学智“空降”过来？尤其考虑到杨国夫的身体情况和其他因素，许多人对此心生疑问。
1948年，洪学智调离后，杨国夫依然未被提拔，反而由黄永胜接替了司令员的职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曹里怀、梁兴初、李作鹏等人先后被调任为纵队副司令，并最终分别担任了军长。这使得杨国夫依然停留在副职，始终未能如其他副职那样晋升。
到了1949年，随着6纵的改编为43军并南下进入江西，军事上有了新的安排。江西地方负责人陈正人提出希望43军能留下部分部队继续驻守江西，因为尽管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仍存在大量匪患，敌人散兵游勇需要清除，同时保护地方政府的安全。因此，部分曾为独立师并编入野战纵队的部队被留在江西，加强地方的军事力量。同时，杨国夫也被留下，担任江西军区副司令员。
赖传珠曾评价杨国夫是抗战时期的“夏伯阳式人物”，虽然许多人不理解夏伯阳指的是谁，但他是苏联作家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富尔曼诺夫笔下的英雄人物。夏伯阳曾指挥过一支农民武装，屡建奇功，广受敬重。杨国夫的经历与之相似，早期领导地方武装，并成功将这支队伍建设为43军的主力部队，直至抗战胜利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