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在“覃仕勇说史”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李雪峰发现彭真紧挨自己坐下，想起开会前叶剑英说的话，叫苦不迭》的文章，文中讲述了1966年5月4日发生的一次重要事件。当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康生负责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在杭州和武昌等地发表的几次讲话内容。
会议尚未结束，康生便总结了大家在会上的发言，整理出了10条要点，然后迅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这时，毛主席对这些内容提出了很多建议，并表示需要进一步思考。康生认真记录下毛主席的意见，回到北京后，结合毛主席的指示，把这10条要点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分别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作了报告。
在刘少奇主持下，这些要点以及毛主席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刊登。其中有一段话指出：“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聂元梓，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的亲密朋友，似乎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深层含义。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滑县。她的哥哥聂真是滑县党组织的创立者之一，受兄长影响，聂元梓年少时便决心投身革命事业。1937年，她加入了由我党与阎锡山共同组建的“牺牲同盟救国会”进行军事训练，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延安进修。在延安，她与中央党校干事吴弘毅结为夫妇。
解放战争初期，聂元梓与吴弘毅一起随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军东北。吴弘毅一度担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而聂元梓则担任了区委宣传部长。聂元梓极为看重自己的功利性。尽管她与吴弘毅已有三子一女，然而当吴弘毅因庐山会议的影响被撤职时，她毫不犹豫地与其离婚，选择了独立发展。
1964年，聂元梓被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认识了时年68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并迅速与他结婚。
有一天，在曹轶欧的启发下，聂元梓决定召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及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市委指示。最终，他们写出一张批评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将其贴在了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北京大学党委迅速发动师生反击这一大字报，校园里大字报层出不穷，共计有1500多份！与此同时，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也被派遣到北大做思想工作。
5月2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闭幕。康生和陈伯达乘飞机前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会议决议时，顺便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以及北大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读完这张大字报后，特别是看到其中批评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一段话时，认为其与他此前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情形如出一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这篇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并补充道：“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随即，《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迅速刊登了这张大字报，毛主席还于6月1日下午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6月1日晚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则于6月2日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篇大字报。
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人物。然而，数十年后，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说明了这张大字报的“幕后故事”。他表示，这篇大字报并非完全出自聂元梓之手，实际上是北大教师杨克明所写，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克明的老师张恩慈。张恩慈曾在1966年5月5日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讨论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毛主席在5月1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示并印发了这封信。
杨克明在1966年7月向中央文献局报告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并提到在撰写大字报前，他曾咨询过曹轶欧，得到了她的建议。写好后，考虑到聂元梓是领导，最终让她作为名义上的主签人。没想到，这张大字报的“著作权”竟然完全归于了聂元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