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22日，《红星闪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前来与毛主席进行深度访谈。两人自延安时期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的情谊使得他们的对话格外轻松自在。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斯诺提了一个严肃而深入的问题：“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斯诺对毛主席的经历非常熟悉，心里猜测毛主席可能会提到井冈山的艰难岁月，或是中央苏区失去领导地位的困境，亦或是面对国民党百万军队的重重压力时的艰辛。然而，毛主席沉思片刻后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他最黑暗的时刻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那时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党面临分裂的危机，甚至有可能爆发内战。
毛主席所提到的这一“黑暗时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头的“阴影”，在长征中经历过这一事件的另一位领导人，回忆起这一刻时仍激动不已，他感慨道：“如果没有毛主席，历史恐怕会被改写。”
那么，1935年发生了什么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实现了会师，这一消息令所有人振奋不已，因为它标志着两支部队不再是孤军作战。然而，这份喜悦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双方的先头部队接触后，都有了类似的感受：红一方面军极度贫困，红四方面军则显得异常富足。
红一方面军历经数月的长途跋涉，战斗接连不断，包括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多个战役，导致队员们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而红四方面军刚从川陕根据地出发，先前又获得了几次胜利，士气高昂，精神焕发。
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氏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野心暴涨，对中央的态度开始变得不那么热情，甚至有些傲慢。在14日的庆祝大会上，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早早到达会场，但张氏却迟迟未到。毛主席知道张氏的性格，忍不住感叹：“他是老资格，摆架子，洛甫（张闻天），你怎么看？”张闻天提议：“那我们去接他。”于是，几位中央领导骑马前往张氏驻地，经过再三邀请，张氏才勉为其难地前来。
尽管庆祝大会气氛仍然和谐，但张氏已经开始有所试探。在宴席上，大家正在愉快地交谈，张氏突然问：“你们带来了多少人？”朱老总差点就回答出真相，幸好周总理及时打断，并反问道：“那你呢，带了多少人？”张氏趾高气扬地说：“我有十万部队。”（实际是八万多）。周总理察觉到他在夸大其词，便轻描淡写地回答：“我们有三万多人。”显然，双方的言辞背后，已隐藏着深深的戒心。
这场宴会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接下来，张氏单独找了不少人商谈，试图拉拢他们支持自己，并探听红一方面军的实际情况。然而，张氏并未如愿。
两天后，中央决定北上攻打松潘，而张氏却拒绝执行。此时，张氏已从自己的部下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困境，心中的底气愈加充盈，对中央也更加傲慢。他提出与中央意见相左的主张，提议南下进入川康地区，借此在“天府之国”建立根据地。
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两支军队不同的历史遭遇。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打赢了多次战斗，尤其是在面对川军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时，他们屡次取得胜利，因此在张氏的眼里，川军并不值得忌惮。相比之下，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曾与川军交手，尤其是土城一战的惨烈，让他们深知川军战力强悍，贸然与之对战无疑是凶多吉少。
张氏的抵制态度引发了红一方面军领导层的反应。张闻天随即通过党报发布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强调红军北上是战略上的必要之举，并批评了张氏的行为。
为此，政治局召开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期间，张闻天再度批评张氏，并阐明了北上的重要性，最终通过投票决定了去向。虽然张氏在大多数人的坚持下暂时表示服从，但内心的不满依然难以平复。会议结束后，红军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然而，张氏依然不断发泄自己的不满，并且在红军进攻松潘时，采取了拖延战术。在这一过程中，张氏并未全力配合，致使松潘的战役没有形成预期的包围圈，敌人成功逃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彻底调整红军的编制，进行混编，以保证部队的协调和作战效果。
为了进一步破冰，中央决定在左路军中安排张氏的指挥职务。通过周总理的让步，张氏被安排为红军总政委，并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吸纳进政治局。然而，张氏的野心并未因此得以遏制，反而愈加膨胀。
到了8月初，红军再次向松潘发起进攻。然而，张氏的拖延战术再次导致战事进展缓慢，左路军也未按计划行动，最终使得整个行动陷入僵局。张氏以草地行军困难、物资匮乏为借口，要求左路军撤退。然而，毛主席与张闻天等人明确知道，这些都只是借口，左路军完全可以继续前进。
面对局面，毛主席与张闻天等人通过多次劝说，希望张氏能够顾全大局。然而，张氏仍不配合，直到9月9日他发出一封强硬的电报。叶剑英在回忆录中提到，这封电报标志着红军历史的“至暗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采取果断行动，历史或许真会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