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您这座位坐得真是相当安静啊。”1970年4月2日下午三点左右，北京京西宾馆走廊的一个拐角处，许世友用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声音打破了长久的沉默。此时，陈毅正站在窗前抽烟，烟雾缭绕，他的手指微微颤抖，烟灰不自觉地掉落在了那件呢子大衣的前襟上。过了片刻，他转过头，强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说道：“许和尚，你这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这段看似随意的寒暄发生在中共九大预备会议的间隙，实际上，却暗藏着许多政治和个人的困境。此时的陈毅，正处于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自1967年“二月逆流”后，这位在淮海战役中屡立战功、堪称儒将的老革命者，竟被某些人视作“右派代表”。而此次会议上，陈毅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最边缘的位置，和三年前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坐在毛泽东左手边的显赫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政治敏感的观察者早已看出其中的端倪。半年前，陈毅应邀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地方接待人员竟将他的座车安排在外宾车队的最后方。这一细节被随行的摄影记者捕捉下来，最终见报时，陈毅的身影几乎被裁去大半。更有意思的是，当周恩来看见报纸样稿时，愤怒地把茶杯狠狠地砸在桌子上：“长江大桥是陈老总主持修建的！”这话语中的愤怒，表露无遗。
九大会场的特殊座次安排使得这种微妙的局面更加显现。主席台前的五排座位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进行分配的，陈毅的名字被划归到了“需要教育帮助”的类别。负责会务的警卫员回忆，分发文件时发生了一个尴尬的场面：工作人员递给前排某位新晋委员文件后，转身把陈毅的文件随手丢在了桌角，纸张掉在地上却无人拾起。
许世友的突然出现并非偶然。这个素有“少林将军”之称的硬汉，早在三个月前就通过特殊渠道得知了陈毅罹患结肠癌的消息。在某次军委会议上，当有人刻薄地讥讽“某些老同志思想落后”时，许世友突然猛拍桌子，怒声反驳：“我不懂这些绕弯子的说法！要说打仗，坐在这里有几个比陈老总多挨过子弹的？”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主持会议的叶剑英急忙圆场，却见许世友已经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此时，在走廊上，许世友从军装内口袋里取出一个红绸布包，打开后，陈毅的眼神不由得一凝——那是一枚特制的毛主席像章，大小明显比常见的要大两圈，背面别针上刻着“井冈山1928”的字样。“当年在苏区，您教我写《红军不怕远征难》。”许世友粗糙的大手摩挲着徽章的边缘，眼中充满了敬意，“如今我请老师傅为您做了这个，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纪念。”
这枚像章的背后，其实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所用的黄铜，竟是许世友多年来珍藏的子弹壳——那是1935年川陕根据地突围时，陈毅亲自带领人给他送来的弹药。南京军区的一位军工厂厂长得知要为陈毅制作这枚像章时，慌忙请示上级，直到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淡淡地说道：“革命友谊而已，有什么不可？”
然而，会议中的暗流并未因为这一段温情而有所平息。次日，在小组讨论时，陈毅正在就国防建设发表意见时，一位激进的年轻代表突然插话道：“请陈毅同志先讲讲二月逆流的教训！”空气瞬间凝固，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角落里。这时，后排传来一声茶杯砸下的巨响，许世友猛然站起，怒声说道：“要论打仗，我奉陪，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我可没空听！”
这段插曲被收录在九大会议的“花絮”栏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晚许世友接到了某位大人物的电话警告。许世友后来在回忆时曾提到，他仅仅回应道：“陈老总要是反革命，我许和尚早该枪毙八回了！”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继续在院子里打着少林拳。
九大闭幕时，毛泽东突然在休息室中询问陈毅的病情。当得知治疗方案需要进口药物时，毛泽东立刻转身对工作人员吩咐：“告诉外交部，不管花多大代价也要弄到。”这个细节被陈毅的秘书写入了工作日记，却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有心人用红笔划去，旁边批注了“替走资派张目”。
直到1997年，南京军区整理许世友遗物时，才在他贴身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陈总收像章时手抖得厉害，怕是不行了。当年他救过我命，如今我连杯酒都敬不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