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一位年约七十的中国老人，在纽约一间狭小的公寓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终时，他没有留下遗书或具体的交代，只有一通简短的电话，声音沉痛：“我合该有此报应。” 这一通电话，揭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政治暗杀谜团，直到他死后，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而受害者，正是那位在东北抗战中奋战十四年，深得民心的抗日名将——李兆麟。
这位英雄人物到底是谁？他是如何被暗杀的？为何多年后的今天，真相才得以披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数以万计的东北有志之士纷纷起义，誓要抵抗日本侵略，李兆麟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条件艰苦，缺乏粮食和衣物，武器也多是拼凑而成，敌人实力强大，人民力量微弱。每一次出击，几乎都是与死神赛跑，但李兆麟始终冲在最前线，带领战士们坚韧不拔。
1934年，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李兆麟被编入了第三军，到了1936年，随着抗联的扩展，他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随着战事的愈演愈烈，敌人的围剿愈加残酷，到1940年，抗联几乎陷入了困境，弹药和粮草几乎耗尽，李兆麟带领剩余的百余名战士，跨越险峻的山川，艰难地进入苏联。李兆麟参与了抗联残部的重组，并与苏联红军共同训练，最终建立了远东第88步兵旅。
这支部队的成员大多是朝鲜籍战士，也有不少从其他战场退役的老兵。李兆麟不辞辛苦，亲自督导训练，尽力让这支队伍保持战斗力。到了1945年，苏军对日宣战，第88步兵旅迅速南下，重返东北，参与了抗击日军的最后一战。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李兆麟率领部队，分成多个工作组，接管了东北各大城市。
1945年秋，随着战火的渐渐平息，哈尔滨这座北方重镇笼罩在一片沉默与不安之中。然而，在这压抑的氛围中，一支队伍悄然进入了城市。他们的服装简朴，步伐稳重，却引来了不少路人的侧目。领头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身形瘦削，气质非凡。很快，整个哈尔滨沸腾了：“李兆麟回来了！”
李兆麟的归来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东北已经光复，实则局势异常复杂，许多国民党派遣的接收官员对于地方事务不甚了解，更多的是专注于权力斗争而忽视民生。甚至一些曾经参与迫害抗联的伪满军警，摇身一变，成了新政府的面孔。李兆麟对于这种做法愤怒不已，曾公开批评，并在一次接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质问前伪军指挥官：“你们曾在黑河杀了多少抗联？今天你们还配站在这里讲话？”
他很快意识到，要稳定局势，首先要赢得民心。因此，他开始忙碌于协调物资、修复学校、整顿市政等事务。尤其在1945年冬季，哈尔滨爆发鼠疫，市政部门忙于推诿，而李兆麟早早就亲自带人清理街道，火化遗体。他曾三次因过度劳累发高烧，但他没有停歇，而是始终挂念着那些需要救治的百姓。
李兆麟的无私奉献，使得他在哈尔滨百姓中获得了深厚的感情支持。他不仅是抗联的象征，也是民众心中的英雄。正因如此，他也成为了国民党眼中的“眼中钉”。在一次接见会上，有人直接对他说：“你是共产党背景的人，应该少干些市政事务。” 李兆麟毫不示弱，冷笑回应：“我是共产党的人，正因为是共产党的人，我才会真正关心百姓的死活。”
随着他越来越受到百姓的支持，李兆麟渐渐被列入国民党的暗杀名单。即便如此，他依然毫不退缩，曾在一次暗杀未遂后，默默整理好衣服，跟部下说：“今天还有会要开，不开怎么能管理事务？” 即便收到了特务送来的威胁信，他依旧毫不在意，继续巡视城市。那段时间，他常常三天三夜不合眼，坚守岗位，力保城市安定。
然而，命运终究没有眷顾他。1946年3月9日，李兆麟本计划不出门，但在临行前，他收到了一张孙格龄的字条，内容简短：“水道街9号，我母亲等您。” 孙格龄是李兆麟在市政府中时常见到的女职员，年轻美丽，白俄血统。她提到母亲曾在抗战时期帮助过李兆麟，而李兆麟也记得在严寒的冬夜，确实有一位白俄老太太曾送过热汤给他和战士们。
李兆麟决定去见这位老太太，却没想到这一去，竟是与命运的诀别。他来到水道街9号，站在那座老式的两层洋房前，孙格龄亲自迎接他，并递给他一杯茶。李兆麟毫无防备，接过茶杯轻抿了一口，突然一阵剧烈的喉咙疼痛袭来，紧接着，胸口传来撕裂般的疼痛。他挣扎着想站起，却发现四肢无力，屋外的门猛地被踹开，几名便衣男子闯入，其中一人拔刀直刺向他。
在毒药的作用下，李兆麟的神经逐渐麻痹，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他最终倒在了那杯茶水旁，死于非战斗的场所。那时，他本应前往市政府参加会议，秘书于凯和司机李桂林等候了一整天，直到傍晚还不见李兆麟的踪影，二人心生疑虑，前往水道街9号寻找，却扑了个空。
紧急之下，他们找到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余秀豪，然而余秀豪心中暗喜，他正是这次刺杀的幕后主使。他面带关切地指挥着“搜查”，但内心却波涛汹涌。整个搜查持续了一夜，直到有警员发现地毯下渗出的血迹，警方破门而入，发现李兆麟的尸体。
消息迅速传开，市民们在第二天早晨自发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痛哭、怒喊，要求惩治凶手。面对愤怒的民众，余秀豪表面上表现出震怒，指示严查此案，并安排了盛大的追悼会，企图掩盖真相。葬礼当天，市民们纷纷跪倒在街头，送别这位英勇的将军，而孙格龄和她的同谋早已逃离了现场。
她消失得无影无踪，案情陷入了沉寂。然而，真相终究无法被掩盖。余秀豪一生逃避，最终却逃不过内心的审判。1963年，他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处公寓内服毒自尽，留下了一通电话和短短的忏悔：“我合该有此报应。”
直到1990年代，一本东北女作家陈纪滢的作品《松花江畔百年传》首次揭露了余秀豪的身份。多年来一直未解的暗杀案，终于在四十多年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那一刻，所有人陷入沉默，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迟来的正义终于降临，尽管它来的太晚，但它终究还是来了。
正如那句老话所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