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这标志着举世闻名的长征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长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和平的来临，反而预示着另一场更为激烈的战争即将爆发。
蒋介石听闻此事后，亲自前往西安，准备发动对我军的最后决战。那时，我党正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围剿，另一方面是日本的侵略。正是在这危急关头，许多人不禁怀疑，如果当时张学良没有发动“西安事变”，局势会不会截然不同？
对此，红军名将徐向前将军坚定地回应：“我军早已做好了新的长征准备！”那么，按照徐帅的话，这场所谓的“新长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会宁会师被看作是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转向胜利的一个重要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三军会师之后，不仅没有让我党顺利度过难关，反而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困境之中。红军的几大主力部队中，实力最强的便是红四方面军，因此成为蒋介石重点打击的对象。
此时，三大主力部队齐聚甘肃，约六七万人集中在这片狭窄的土地上，这无疑给了蒋介石绝佳的包围机会。我党被西边的胡宗南、南边的张学良以及北边的傅作义紧密包围，形势极其危险。蒋介石怎能错过这次良机？他调动兵力，不顾国民党高层的反对，亲自率军前往陕甘地区。
蒋介石首先发起了通渭会战，调动三个军加四个师，试图控制西兰通道。随后，河东地区成为重灾区，数十万兵力和一百多架轰炸机对我党红军发动猛烈攻击。眼看大战一触即发，但事情真的会按计划顺利进行吗？
当然不可能。十月上旬，张学良提前将通渭会战的计划和相关细节通报给我党，甚至提出实施宁夏战役，争取尽快打开西北局面。此时，红军已开始制定应对方案，十月间，主席发表了针对敌情的作战纲领，重点提出“拖住敌人，造船渡河”的策略。
这里的“渡河”指的是强渡黄河，“拖住敌人”则是为了争取时间制造渡船。红四方面军率先出击，迅速抢占黄河渡口，约两万人在敌军尚未到达之前开始强渡黄河。尽管如此，兵力有限的红四方面军面对蒋介石精锐部队仍显吃力，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央遂下令红军向东推进，计划绕道陕北再作战略部署。
正当我军紧张应战时，张学良发来电报，请求我军暂时原地待命。张学良此举意欲何为？
其实，早在蒋介石刚抵达西安时，张学良多次劝谏他停止内战，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可蒋介石铁了心发动战争，不但无视建议，还开始怀疑这位“义兄”是否心怀二意。而当时的形势正是围剿红军的绝佳时机，蒋介石不愿轻易放过。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东三省迅速扩张，势如破竹，想趁内乱之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然而，张学良并未察觉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他始终期盼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外敌。
曾经，东北军还可能听从蒋介石指挥，但在“三战三败”之后，张学良彻底改变了立场。东北军从东北被调往山东、安徽，最后辗转至陕北贫瘠寒冷之地，士气极为低落。他们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回家。
在与红军的三次较量中，东北军连连失利，兵力受损严重，军心涣散。张学良深知，继续对抗只会让军队和百姓更加疲惫不堪。因此，他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为表达诚意，主席特意致电李克农，表示愿意携手合作，协助稳定西北局势，帮助东北军早日返乡。
多次劝说无果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5天后，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西安，12月23日双方正式展开谈判。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让步，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开始。
根据徐向前将军回忆录，早在宁夏战役失利后，中央便制定了新的战略转移计划，即下一次“长征”的路线。这个“新长征”有两条主路线：第一条先向东打，然后返回陕北，连胜几场后强渡黄河进入山西，继而南下，最终回到陕北；第二条路线则向南行进，先进入甘南，再到河南，最后返回陕北。
两条路线的终点都是陕北，这正是当时党的战略意图：先在周边地区取得胜利，再回到根据地巩固力量。西安事变发生前两个月，我党已派人通知张学良，准备启动转移计划。
当时我党形势异常艰难。根据徐帅的回忆，数万红军被敌军包围，缺衣少食，冬季严寒无物资保障，不转移根本难以度过难关。然而，张学良坚决反对，要求我党再坚持两个月，声称局势必将改变。
我军选择相信张学良，推迟了行动计划，中央下令紧急储备粮食，准备持续一个月。若当时我军继续长征，能否顺利完成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我党积累了丰富的长征经验，主席领导下的红军屡次突破险境。其次，我党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蒋介石在“不抵抗政策”中失去了民心。
时至今日，无论“西安事变”是否发生，张学良是否支持我党，按照主席的指示，我军都有应对之策。最终结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唯一区别只是胜利到来的时间可能会稍晚一些。
当年，我军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英勇顽强、无畏牺牲的战士们，胜利的果实注定属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