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英勇革命的一次伟大壮举，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不仅在当时有效化解了红军面临的生存危机，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在这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中，我军翻越了18座高山，跨越了24条湍急的河流，先后参与了600多次激烈的战役。
其中，极为著名且意义重大的战役包括飞夺泸定桥和强渡大渡河，这两处地理位置均位于今日四川省西部泸定县。这场战役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典故。泸定桥横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若这座桥被炸毁，红军很可能全军覆没。那么，昔日意图歼灭红军的国民党为何没采取炸毁桥梁的行动呢？这其中的原因与当时掌控这一地区的关键人物密不可分，他便是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踏上战略大转移的长征征途之前，盘踞川渝地区已久的刘氏家族刚经历了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刘文辉败给了扶持其对手的嫡亲堂侄刘湘。惨败后的刘文辉元气大伤，不仅先前掌控的领地尽失，手中军队也大部分被刘湘收编，仅剩两万余名残兵。他被迫退守四川雅安，开始接管治理这个混乱且贫穷的地区。
刘文辉在治理西康之初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该地区多民族聚居，藏族、彝族、回族、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个民族文化、风俗与宗教信仰差异显著。地处川藏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居民宗教信仰浓厚，旧有的宗教势力在民间根深蒂固，除宗教外的政权难以在民众心中树立权威。
面对复杂的局面，刘文辉艰难展开治理工作，推行了“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策略，以期缓和各民族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入乡随俗，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积极深入民间，改善与藏区各族群众的关系，逐步稳固了自己在军政、财务、文化各方面的权力，成为西康地区的实际最高掌控者。
然而，好景不长，在治理工作渐入佳境时，刘文辉遭遇了新的难题。西康地区正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必经之地，蒋介石命令刘文辉必须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战。作为西康的最高领导者和国民革命军的上将，刘文辉原则上必须服从国民党的命令，全力剿灭红军，但实际行动却表现得颇为矛盾。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核心人物，坚决要通过炸毁泸定桥来一举消灭红军，这一策略从军事角度来看无疑是最快捷的取胜方法。然而，刘文辉却选择了不按常理出牌。原因之一在于，刘文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而是地方军阀，虽然同属国民党阵营，却各怀心思，彼此间权力制衡。
对刘文辉来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他能够利用来牵制蒋氏势力的唯一力量。只有国共两方并存、互相制衡，地方军阀的割据地位才能维持，自己的势力才能得以保全。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矛盾复杂，蒋介石对刘文辉的威胁日益加剧。如果红军被彻底剿灭，蒋介石一人独大，地方军阀的小范围割据势力将难逃被吞并的命运。
因此，在接到蒋介石剿共的命令后，刘文辉心中充满纠结，他既不能公然违抗上级命令，也不会倾尽全力去完成任务。面对炸毁泸定桥的军令，身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的他表现出消极怠工的态度，迟迟未动手。
到了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关键时刻，泸定桥依旧完好无损。仅仅是桥面上的木板被拆除，桥身及铁索仍在。刘文辉可能认为这样既未明目张胆地违抗命令，又足以拖延红军的前进。毕竟，桥下水流湍急，桥上只剩下铁索，桥面对岸布满敌军火力重重包围，烟火弥漫，常人难以想象红军如何能顺利通过。
然而，国民党方面严重低估了红军将士的坚定意志。红军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以顽强的勇气和技巧如飞人般横渡仅剩铁索的泸定桥，成功渡过了大渡河。尽管损失惨重，他们依旧保全了主力，再次挫败了国民党的围剿计划。
作为土生土长的川人，刘文辉深知泸定桥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这座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的桥梁，不仅见证了川人的代代相传，更承载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泸定桥在当时也是川藏地区交通的重要枢纽，桥面上密布着无数川人先辈的脚印，具有重要的运输和象征价值。
如果刘文辉是外来驻川的国民党将领，或许会毫不犹豫炸毁桥梁，阻断红军。但作为本地的军阀，他清楚一旦泸定桥被毁，川藏及邻近的云南、贵州等地区的交通将陷入瘫痪，经济发展受阻，战时物资补给困难。更何况，他无法预料自己和红军中哪一方会因此受困。
基于这些深思熟虑的考量，刘文辉没有炸毁泸定桥，这一举动后来也为他弃暗投明，与共产党联合，带领部队改编并融入人民解放军打下了基础。
1930年代，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史称长征。这段历史不仅是我党早期艰苦奋斗的血泪史，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600余次关键战役中，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是最为人称道的壮丽篇章。
这次胜利不仅体现了我党卓越的领导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无畏，还离不开像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军阀在关键时刻未炸毁泸定桥的默默助力。刘文辉的一生经历军政作战，晚年在我党领导下为国家林业事业奉献心力，直至病逝，享年82岁，得到了党的关怀和善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