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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本采取的单独媾和政策，根源于杜鲁门政府冷战时期的战略思维。1945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明确提出三条核心原则：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推动民主化进程，并通过发展和平经济确保这两项工作的持续推进。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占领军政府，采取了强制性手段，深刻重塑日本的社会结构。这包括宪政制度的根本改革，国家公务员体系的重组，产业组织和劳资关系的调整，土地制度和教育体系的革新。同时，美国切断了日本与外界所有的外交联系，仅保留了外务省这个机构，目的是为未来的和平谈判做好准备。
从1945年10月开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着手起草对日和约的草案。历时将近两年，到1947年8月5日，这部完整的《对日和约草案》终于完成。这份文件，在历史学界被称为“博顿草案”。美国政府随后提议于1947年8月19日召开远东委员会11国代表的对日媾和预备会议，讨论该草案。
该《对日和约草案》由序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组成，共包含10章56条，详细规定了盟国的战争目标、日本的领土归属、政治民主改革、战争罪犯审判、监督机构设立、日本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经济统制、战争赔偿以及归还盟国财产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明确规定，日本在未来25年内禁止重建军备；日本应将“择捉海峡东北方由数个岛屿组成的千岛群岛主权割让给苏联”；日本领土除了四大本土岛屿外，还包括国后岛、择捉岛及琉球诸岛，但不包含小笠原群岛和南鸟岛；日本除维持和平经济所必需的工业设备外，其余工业设施须拆除，作为对受害国的战争赔偿；盟国远东委员会设立的对日理事会将作为监督机构。
杜鲁门政府制定这一对日媾和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打破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扩展道路上的障碍。起初，这一政策并无针对第三国的明确意图，且在谈判形式上强调盟国的合作与全面媾和。
作为战败国，日本并非被动接受和约条款，而是善用保留的外务省资源，于1945年11月21日成立了由外务省条约局及政务局官僚组成的“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深入分析战胜国的媾和政策走向，谋划日本自身的对策，力图争取战后处理的有利局面。
“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自成立之初便坚定认为：盟国不会基于平等谈判缔结对日和约，而是可能强制推行他们单方面制定的条约草案。在和约缔结之前，应利用占领军的强势，将日本希望达成的结果变为现实，和约不过是对这一现实的法律确认。
1946年3月6日公布的《修改宪法草案纲要》中明确提出，日本的新宪法将彻底放弃战争权利。第九条誓言“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盟国计划将此原则纳入对日和约，为保障日本的“生存与安全”提出了具体建议：
（1）对日和约签字国也应声明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2）建议日本在国际法上成为永久中立国，并希望远东委员会成员国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同时允许日本保留必要的武装警察或国内治安部队；（3）鉴于“朝鲜安全直接关系我国利益”，呼吁盟国提供援助。
这一构想较之前的方案摒弃了保持日本独立军事力量的理念，转而强调对内维持警察力量、对外通过集体安全保障实现安全防护。但同时，该方案仍仅从盟国对日本安全的需求出发，未深入考虑更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与日本安全的关系。
1947年是美国对日媾和政策转折的重要一年。2月10日签署的《巴黎和约》，成功实现了与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等国的和平解决。同时，美国政府内陆军部、海军部及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等部门，在对日政策研究上逐渐把冷战思维纳入考量，主张将美苏对抗与对日政策紧密结合，呼吁重新调整对日媾和策略。
美国五角大楼的核心问题聚焦于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核心议题是：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影响，是否应有一支力量予以抗衡？这一力量究竟应由中国担当，还是由日本承担？
五角大楼内部对此存在分歧。1947年4月，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首次建议将日本转变为美国的盟国。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作为抗苏的唯一代表，理由是“若中国落入苏联控制，整个亚洲可能成为苏联势力范围”，将引发连锁反应，形同多米诺骨牌倒塌。美国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上加大对中国的援助。
日本的非军事化已成既定事实，美国期望将日本打造成为亚洲的“工业生产基地”，借此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
1947年秋季，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赴日实地考察后认为，占领军推行的民主化政策，使得原本非共产主义的日本渐趋向“社会主义理想”，若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反苏缓冲国，就必须调整占领政策。
陆军部与国防部决定“重新评估日本经济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建议改变占领政策，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缓和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允许日本保有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媾和签署后，美国将保留利用日本为军事基地的权利，占领冲绳、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和横须贺的海军、空军基地，且美军将长期驻扎日本。
1948年10月，吉田茂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正值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与媾和政策战略转变的关键节点。乔治·凯南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众所周知，乔治·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思想的奠基人。1947年5月7日，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凯南虽非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但早已洞察日本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二战期间，他曾参与亚速岛军事基地相关谈判。
任教于美国军事学院期间，凯南对战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使他对日本问题尤其是冲绳问题格外关注。其亲信戴维斯于1947年8月11日草拟的意见书指出，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经济体系，成为值得信赖的美国盟友”。
戴维斯认为，《对日和约草案》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日本不可能重回一流军事强国，非军事化并非关键；第二，苏联参与国际监督机构非但不能促进日本民主化，反而会激化对美不信任；第三，单靠轻武装警察维护治安，极易导致政府被推翻。
凯南指出，罗斯福时代对苏合作政策是单方面妥协，未能令苏联转变，反被利用。至今，美国对苏的让步无效，战后在欧洲、亚洲秩序方面达成的协议失败，须采取新的方法应对苏联扩张主义。
美国应通过其力量“推动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所谓“软化”，是指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变得宽容、合作，政府权力不再极权，尊重民族自决，并允许类似西方私人企业制度在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