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魏星宇：西北红色校园剧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方式

2021年，西北地区的红色校园戏剧在展现女性角色时，采用了两种主要的表现方式，其中一种便是单一的“被现代化”路径。

一、单一的“被现代化”

女性如何现代化，长久以来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女性的现代化之路往往是由文化和知识较为丰富的男性引导的。在这种观点下，女性总是处于“被解放”的状态，因为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男性视为“玩偶”，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有观点认为，女性解放的讨论本身，就隐含了女性的不平等处境，将女性物化为被解放的对象[1][2][3]。这一观念并非没有代表性，就连鲁迅的《伤逝》中的女主角子君，她的“女性解放”之路，也完全依赖于男主人公涓生的启蒙。

然而，我认为女性觉醒并非仅有这一条单一的路径。在我看来，女性的觉醒更多的是一种多元化的过程。张红萍曾指出，“妇女解放虽有先进者倡导和领导，但实际的变革力量来自于女性自身。”她明确强调，解放并非仅仅由男性主导的事物，女性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正如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她们的觉醒更多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而非外部的引导。

在西北地区的红色校园戏剧中，女性角色的觉醒多数依赖于男性的启蒙。以西北民族大学满天星剧团的《映山红》为例，剧中的梁玉梅、潘慧珍和陈兰英，都是受丈夫是共产党员的影响，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如咸阳师院剧社的《国茯》中的崔再冰，她在丈夫对共产党的资助下，延续了丈夫的思想。西安音乐学院实验剧团的《战火青春》中的李薇，其前往延安的信念也是因为暗恋对象的领导，然而，当这个领导叛变之后，李薇才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的觉醒。

西北政法大学南山剧社的《庄严的审判》中的刘茜，其信仰源泉未明，但可以推测与学校教育有关。尽管这些作品呈现出男性启蒙女性觉醒的情节，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但若这种模式在创作中频繁出现，便不免令人深思。可以看出，这样的创作模式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尽管这些作品受到女性主义影响，但女性角色的真正自主性和思想独立性依旧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男性主导的框架。

二、过于结构化的叙事套路

西北地区的这些红色校园戏剧，无论是《国茯》的“复仇”情节，还是《映山红》的“拯救”故事，亦或是《战火青春》的“冒险”旅程，都明显存在一种套路化的结构。即便是双线叙事的《国茯》和《战火青春》，其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依旧无法摆脱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提出的七种角色模式：英雄、对手、伪英雄、目标及其所有者、派遣者、赠与者、相助者[5]。其中，《战火青春》尤为典型：李薇作为英雄，叛变者是伪英雄，延安是目标，国民党是反派，而小胖子则是赠与者，红军则是相助者。这部音乐剧的叙事结构就像一部公路电影，角色和情节都充满了标准化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