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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初露头角

孤儿出身 立志将荒田变良田

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是这个家中第一个男孩,但家里实在太穷了,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甚至还有母亲被父亲先后卖掉,这样他们就能有个吃饭的地方。6岁那年,父亲也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大寨的稳周老人收留了陈永贵,认他为养子。后来稳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却没有继承干娘的遗产,而是还给了老太太的娘家人。这个举动让原先属于外来人口的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他明白,想在这样一个大姓家族里立足,必须先学会吃亏。抗战胜利后,陈永贵就参加了山西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一些浮财。孤儿出身的他最懂得集体的重要,因此很快就参加了贾进才的互助组,在这里他表现得非常优秀,并且在1948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贾进才坚持让贤,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陈永贵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大寨村党支书生涯。

解放初期的大寨,700多亩土地被沟梁分割成4800多片,仅有的耕地不但面积小,无法牛耕,而且这里十年九旱,好年景的无霜期也仅有5个多月。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陈永贵大胆地提出十年造地规划,其中最难的是治理狼窝掌。在大寨的历史上,从未有人想过要把这块荒地变成良田。三战狼窝掌的最终结果是30亩梯田建成,亩产居然高达200公斤,大寨的造田运动以及快速增长的粮食产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详细]

大寨遭暴雨袭击 创灾后生产奇迹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大寨又遭遇了1963年8月的特大暴雨灾害。大雨连下七天七夜,泥石流冲下山沟,大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整修的田地被冲垮了,全村七成多的房屋被冲塌了,庄稼被大水冲倒了……面对此情此景,有人认为没有十年八年难以恢复,有人主张伸手多向国家要点援助,但陈永贵却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和社员口粮、劳动日分值、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他们“先治坡后治窝”,苦干两个多月,冲毁的庄稼被扶了起来,冲塌的房屋又被修缮一新。秋天,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72公斤,总产21万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万公斤。除留足种子、饲料外,社员人均口粮200公斤,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大寨人的英雄事迹很快传到北京。[详细]

进入高层视野

时势造英雄 毛泽东树典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毛泽东跟赫鲁晓夫也闹翻了,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一个大国的当家人毛泽东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讲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为国作贡献的感人事迹。称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这让为6亿中国人吃粮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毛泽东看到了出路。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里扎了根。

毛泽东71岁生日时,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详细]

进入中南海 一跃成为副总理

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的官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周恩来一见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后来,他本人回忆此事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详细]

高层岁月 常闹笑话被四人帮看不起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字:“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详细]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详细]

请辞重回农民

大寨成“极左”样板 不堪压力请辞

毛泽东虽未亲临大寨,但他认为已经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村工作典型。大寨就这样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大树特树——报纸上登,广播上讲,电影院里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歌声传遍全国……客观地说,大寨在前期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总理把大寨精神归纳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三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文革”的兴起,大寨就逐渐变成了“极左”的样板。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等于否定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此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批判“农业学大寨”中极“左”倾向的文章登上了报纸。一贯底气十足的陈永贵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权的,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了。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后来,因为他再没当选党代表,党内职务自然全部消失——一个从田野提升起来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详细]

陈永贵与大寨双双黯然失色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详细]